“中国经济被谁害了”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的经济从来都不是靠某个个人或少数人决策制定出来的。要说“被谁害了”，也只是害了极少数决策者本人以及他们的亲人朋友。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由市场机制主导的，而是以政府的行政力量为主导（或者说扭曲了的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政府手握巨量的资源配置权（也就是所谓的调控能力），可以随意配置资源、调整经济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政府又不是万能的，它也会失误，也会犯错误，而且这种因为政府的决策失误导致的问题通常都是全局性的，难以逆转的。
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创造了经济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推进；农村和工业齐头并进，实现了城乡共同繁荣等等……但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来自某项政策的灵丹妙药，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让市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都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我国所欠缺的正是相关的配套的制度体系。说经济是被什么造成的，其实就是在质疑我国的制度体系。
赵贵阳优质答主过去几个月来，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放缓，源于国内经济改革停滞以及政府刺激不力。尽管这些观点可能言之有理，但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即全球性产能过剩。
由于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如今中国企业会遇到各种全球性的产能过剩问题。从纺织品到钢材，需求疲软的部分要归咎于全球性供应过剩，而不是仅由中国自身过度投资造成的过剩。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全球性解决方案并未能缓解这些问题。只要产能过剩的情况得不到解决，中国的经济放缓就不太可能结束。
中国与许多其它国家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使得资本投入过度，产量增长太多。此外，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同样造成了产量增长太多这一问题。从2000年到2015年，亚洲的工业产值在全球工业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从27%跃升至45%。中国目前的产量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印度和整个东盟国家产量的总和。
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恶化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各种贸易协议中，人们对于开放服务贸易的承诺很少，这让服务贸易的发展落后于货物贸易。结果是，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物贸易的增长仍然超过了产出增长。尽管有证据表明，从长远来看贸易限制措施既伤害了实施限制措施的国家，也伤害了其贸易伙伴，但2000年至2015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的平均数量增长了约15倍。
产能过剩问题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不断扩散。在这些价值链上，货物在各国之间流动以进行组装，并返回进行进一步的加工。货物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即使没有最终用户的需求也可能会增加该货物的产量。由于这种现象，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问题。
除了加剧产能过剩之外，贸易限制措施还会在竞争日益恶化的行业增加进一步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2013年，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进行的一项针对70多个经济体产能过剩的研究发现，在贸易伙伴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情况下，一个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国家在制造业中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要高出50%。
产能过剩与贸易保护主义相互作用带来的更广泛经济风险，促使许多国家主张采取全球性方法加以应对。2016年春季，中国、德国等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的贸易部长会议上承诺，在今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这些讨论的最终结果是，汉堡峰会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声明，呼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一承诺为未来对话和行动奠定了基础，但在实践中，要使承诺成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为了实现有意义的成果，政策制定者必须就产能过剩的含义和表现形式达成协议，并从需求和供应两方面分析容量过剩的全球驱动因素。他们必须确定产能过剩的程度——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产能过剩的衡量难度很大——并确定产能过剩的程度是否会带来重大经济挑战。最后，他们必须制定一个处理过剩产能的方法，使全球和各国收益最大化。
中国有很好的理由来主导和维护这些讨论。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是一个大赢家，因为它的制造业是全球最密集的制造业之一，拥有最多样化的产出，包括多种中间产品，可在全球价值链中使用。在服务和非贸易部门，中国实际上可能面临轻微的短缺。但是过度的全球产能过剩开始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吸走收入。中国的经济问题并非源于政府未能刺激需求或实施经济改革，而是源于全球性产能过剩。如果想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就需要采取一种全球性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