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明星什么春？
泻药 先讲大背景，成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从1985年的2.33‰飙升到1990年的7.64‰（全国平均生育率仅为1.7%），1995年更是达到顶峰14.88‰；之后政策转向，进行计划生育管理并且逐步推行城市化，人口增长率快速下滑。同时期的日本和欧洲早已在战后迅速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并实现了人口负增长。
再讲小背景，我是1987年出生于四川德阳市中江一个普通的职工家庭中，是家里的第三胎，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家里经常来检查计生工作的人员，偶尔还有穿着警服的公安人员，他们大多是来查有没有超生的现象，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妈抱着刚出生的弟弟站在马路边上不知所措，而我和大姐站在路旁的两棵树下，不时的看看我妈又看看身旁的公安干警，当时也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只是觉得很无助——这是我童年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之后家里的环境因为“超生”变得越来越糟糕，父母亲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母亲甚至被扣掉了工资。
虽然后来上了学不再记挂这件事，但是我的小学同学里有很多是“超生”的，他们的处境有的比我家更惨，因为是农村户籍所以没交罚款就直接被划了户口变成了“黑户”，也就是没有身份证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去游乐园游玩的时候售票处的大娘不让买票嫌我们是“黑户”，这些童年里的阴影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再后来随着政策的放松和父母亲努力的工作，家里逐渐走向了正轨，我也考上了大学。虽然小时候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我还是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如今已经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活总算回到了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