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先引用一句明成祖朱棣的话作为开篇，这句话出自于他下旨编纂的《永乐大典》 永乐九年四月丙戌朔，诏修《永乐大典》。帝亲为序，名之曰“御制永乐大典”。十年正月戊午，成书。凡二千八百卷，分装封缄。每卷首题“钦定永乐大典”，篆书。末题撰校各官姓名。内府印信、翰林学士王叔英家印、翰林院藏书印。又于每卷之首标出所采书目，其末另为总目录一卷。 这部书里，记载了当年中国的辉煌。在军事上，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蒙古的朝代；在经济文化上，明代北京城的建城和紫禁城修建，使得中国首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此前虽有京师，但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城墙）。
而在科学史上，著名的科技巨著《本草纲目》也是这个时候编写的。 然而，就是这个强大的明朝，最后落了一个“弃天戮民”的下场。北方鞑靼和瓦剌势力崛起，在西北和东北骚扰明朝北边边境。南则群盗并起，自后金至张献忠，无一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 更糟糕的是，从万历皇帝开始，明代中后期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精神气逐渐消散，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与鞑靼瓦剌的战和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导致蒙古内部整合，形成后金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
从嘉靖到崇祯这150年间，中原汉地爆发白莲教起义、太监张寅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关外则是女真部落不断侵袭，最终使得这个雄踞东方的王朝自毁根基，轰然倒塌。 那么，再来看看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我们比明朝有优势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正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没有边患之危。即便是中东局部战争，也远不及鞑靼瓦剌对明朝的骚扰来得猛烈。其次，我们拥有比明代更为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世界影响力。最后一个优势是我们拥有比明代更加睿智且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有了这三点优势，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中国该如何回到世界之巅呢？
我的答案只有六个字：改革开放，振兴中华！ 只要我们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不忘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我们就能重新找回自信。等到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再就对外国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或自大拒斥，我们能够平视这个世界。届时，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将再无阻碍。
我们已经能够看清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并非偶然到来，而是必然结果：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重回世界之巅。
新时代的开端
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前，经历了几十年低效率、低增长，之后则恢复增长并且加速提升。尽管期间经历数次波动，但从总体趋势来说，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经历了连续4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GDP增速达到9.5%。这一增速不仅远超过中国经济此前的增长速度，而且也超越了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增速。
到2018年为止，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全球16%。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到3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两国差距仅有10%。而在此之前的220年，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分别在各自鼎盛时期达到全球20%。如今，中国经济体量达到这一比例。这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重回世界之巅。
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低迷表现，在1820到1978年之间的160年，人均收入年均仅仅增长0.5%，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一度成为负增长。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扭转长期低迷的人均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增长年率达到8.5%，显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的人均收入达到970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未来继续维持8.5%增速，到2022年人均收入将超过1.2万多美元，正式步入高收入国家。
增长的源泉
中国经济重新崛起源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政府不断促进制度完善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和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自由高效的市场制度和有利于增长的政策环境。开放政策让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促进国内发展。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结合，在投资、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主要增长源泉形成合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投资方面，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固定投资平均率达到36.7%，其中2003年到2011年平均投资率为47.4%，这一投资率远超过同期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一个“高投资陷阱（investment trap）”。随着投资不断追加，经济增长率也维持高位，并且不断加速。1978到201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速度达到9.5%：高速增长期（1978-1981）年均增长率达到10%；下降速度（1982-86）年增长率平均为8.5%；复苏（1987-89）年增长率平均达到9.6%；危机（1990-94）年均增长8%；经济繁荣回归（1995-2002）年均增长9.7%；高增长加速（2003-2011）年均增长率达到10%；减速（2012-2018）年增长率下降到7.6%。尽管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增长率仍然达到7.6%，仍处于高速增长之列。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和高增长速度，带来资本积累的加速和物质资本存量快速增加。例如，住宅的翻新和升级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仅仅在1998-2008这十年之间，3.7亿户城镇家庭的2/3在住房方面获得改进。同样，仅仅在1995-2014这不到20年之间，全国新增公路里程137%。
虽然如此，在投资快速增长背后，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投资的回报率在下降。高投资增长和低增长率之间开始出现悖论冲突（Parrini和Maddaloni， 2019）。这主要由两个方面引起：一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从1978-2010之间，回报率为17.1%，2004到2010期间降低到10.5%，2008-2012期间进一步降低到4%；二是投资与产出之间的弹性下降。从1978-2010期间，弹性从0.6下降到0.5，2012年以后进一步下降到0.4。这些数据显示，高投资不能继续贡献高的产出增长，投资效率下降。这是为什么经济增长率在2012年以后开始逐渐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增长源泉中，劳动力供给从改革开放之后，也处于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