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面对美国加息？
美联储加息，主要是出于遏制美国通货膨胀的考虑。目前美国的CPI已经高达30年高位，不加息的话，通胀加剧，民众生活成本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增加。 对中国而言，美联储加息的主要影响在于美元流动性和中美利差。
1、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各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及美元资产的占比不得超过65%，否则，就需要向IMF报告原因和调整计划。 2017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3.09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为2.48亿美元，占比为80%；2018年底，外汇储备下降至3.05万亿，美元资产下降至2.42万亿，占比下滑到79%（因为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5%）.....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我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部分一直在下降。
从2017年到2019年底，两年时间里，外汇储备只增加了320亿美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人民币则多出了2.7万亿元。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为了维持币值的稳定，减少国内经济的通缩压力，需要从市场购买大量的人民币，将原本应该流向国外的资金锁在国内。而这部分被锁定的资金，就是商业银行的存款。
2、加息能抑制流动性吗？ 从央行每次宣布加息后的股市反应来看，加息在短期内确实能够抑制流动性，因为加息后人们更愿意把钱放在银行里获取更高的利息收入，而不会像以前一样把资金投入到证券市场中。 但是，这样的抑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国金融体系中，老百姓的钱只有不到一半能够进入流通领域（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存款减去金融机构存款的部分要高于这一比例），剩下的钱大部分是以机构客户为主的企业部门存款和金融企业存款，这部分资金是基本固定的（因为企业要维持正常运营，不能随意提现）。所以，加息对流动性需求的抑制主要作用于以储蓄为主的个人部门，而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微乎甚微。 加息对流动性供应的约束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央行的基准利率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交易品种非常少，能够灵活调节的资金规模很小。
3、加息会导致外资流出吗？ 我们知道，决定资本项目下跨境资金流动方向的主要是收益率，而收益率又取决于本币和外币的利率水平。从长期的趋势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本币的利率会逐步攀升并高于外币的利率水平。当前，我国利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我们判断，短期加息并不会导致外资流出的趋势发生改变。
长期来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外部环境保持稳定，那么人民币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将会不断上升，加息不再是最优的选择。
美联储加息后，中国央行马上跟进上调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释放跟随式加息信号，但小幅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后，货币市场利率不升反降，中美利差不降反升，反映出目前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存在错位。
从经济基本面看，2017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改善，工业增加值回升持续时间较长，工业通缩全面逆转，国企利润增长翻倍，外需改善，经济运行延续2016年年中以来的L型走势，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能增强，为“加息”提供了经济基础。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风险，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一方面，从2015年年中股市异常波动以后，房价暴涨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源头。为应对“资产荒”，企业、金融机构加杠杆，社会融资规模超速增长，经济呈现高杠杆化，资产泡沫不断扩大。为此，从2016年10月份开始，中央开启“强监管”之路，推动“去杠杆”“挤泡沫”，货币政策配合“去杠杆”，中性货币政策基调得到强化。
另一方面，“强监管”“去杠杆”压缩了“影子银行”等表外融资渠道，社会融资增速放缓，货币流动性呈趋紧态势，为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性，货币当局有减缓“去杠杆”的冲动。加上2017年年中以来PPI和CPI回落，实际利率上升，通胀对货币政策的约束减弱。
因此，尽管经济基本面好转给“加息”提供了支撑，但“强监管”“去杠杆”压缩表外融资渠道，使表内信贷和货币创造需求扩张，货币流动性趋紧，加之通胀压力不大，为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短期内中国货币政策仍将维持中性甚至“微宽松”态势，货币市场利率不会上升，中美利差不会缩窄，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压力不会加大。
但是，如果2018年美联储加息3次并启动“缩表”，特别是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企业利润和财政税收增长放缓出现“硬着陆”，通胀水平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央行将不得不为稳定经济增长、防范经济风险加大力度实施“强监管”“去杠杆”，货币流动性可能会更加趋紧，货币市场利率可能会走高，中美利差可能会缩窄甚至倒挂，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将会重新加大。
这会形成中国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加强经济政策支持力度，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防范经济失速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债务增长过快、杠杆率持续攀升，风险进一步暴露，需要加强“强监管”“去杠杆”力度，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防止风险冲击。
这意味着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可能进入持续较长时间的错位期，也预示着未来在保持经济增长、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中国的经济政策将进入“两难”的抉择时期。
